第二二五章 养马以及压力 上-《定秦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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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产马区:西南包括西藏地区养马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汉代巴蜀商贾已在这里进行马匹和其他畜产贸易。东汉曾在四川、云南设置马苑。到宋代,西南马匹资源更受到重视。北宋到明末的茶马贸易,蜀马和以大理马为代表的滇、黔马是主要对象。西南马适于山区生态环境,不乏名贵良马,但作军用多不及北方马。据记载,南方所产“果下马”,高不逾三尺,以广东德庆所产最佳。
关东产马区:东北地区也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产马地。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及继起的鲜卑、乌桓,都是骑猎部族。鲜卑东面嫩江、松花江流域的扶余人以营农为主,也产名马。契丹、女真族先后建立辽、金后,曾设有宏大的群牧组织。辽国养马达百余万匹,金世宗时仅7处群牧所养马达47万匹。明永乐年间设马市于辽东等地,收购来自松花江至黑龙江一带的马,并设立辽东苑马寺主持养马。清代早期也在东北设立马场,但养马业显著衰退。后因大量移民关外垦殖,迫切需要畜力,养马业又有发展,东北三省成为近百年来全国马数最多的地区。
中原产马区:中原自古车骑驰逐,养马颇盛。春秋、战国时期养马成风,后曾一度衰落。草原民族南迁,又使中原畜牧复盛。但因引入大量蒙古马种,使原有马种逐渐消失。山西雁门关为塞北马种入口地,唐代在河东设有牧监,马产甚蕃。北宋牧监主要分布中原地区,全盛时多达14处。但有些牧监已和种植业发生矛盾,经营又欠善,以致有衰落趋势;但从辽、金、元各代在侵入这一地区后长期征掠马匹数量之多看来,民间养马仍很可观。北宋王安石的保马法,明代的官马民牧,主要都在这里推行。直到清代禁止民间养马,加之人口日繁、牧地不足,中原养马业才一蹶不振。
东南产马区:中国素有“南船北马”之说,东南地区养马业不发达,但也并非绝对不宜养马。如春秋末期长江下游的吴国因战车需要,马匹一度发展很快。自唐至宋代,都曾在南方浙江、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建立养马场。明初在江淮之间和苏南地区兴办牧监达14处,在中国南方历史上是空前的。
养马最初是为了食肉。殷代曾用马作祭品。
记载周穆王西巡时,青海一带部落曾献“食马”。后因马在军事、驿运等方面的重要性,不再用作祭品和殉葬品,而且严禁宰马。据记载,周时马的主要用途可分为供繁殖用的“种马”、供军用的“戎马”、供仪仗及祭典用的“齐马”、供驿运用的“道马”、供狩猎用的“田马”和仅可充杂役的“驽马”6类。按周代制度,仅周王可同时兼养6类;诸侯不许养前两类,大夫只许养后两类。这种约束到春秋时期即被冲破。
关于各种马匹用途的起源和演变,据和唐记载,黄帝、尧、舜时已发明马车。殷墟出土的马车构造已颇完备。殷、周时马车普遍用于车战、狩猎和载运。马耕的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汉说,汉代“农夫以马耕载”,同书篇又说:“古者”马“行则服扼,止则就犁”,当系事实。骑马始自何时,尚难确指。
但把它广泛应用于生产和战争,无疑始自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中原各国为了对付北方骑马民族,纷纷改战车为骑兵,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其显例。驿马的地位历来仅次于军马。因古代陆上交通主要靠驿站,而无论驿骑或驿车都离不开马。春秋时已有驿,至汉、唐更发达。唐代每30里置驿站,每站备马8~75匹不等。元代靠驿运联系各国,称每驿站有马20~400匹,全国共有驿马30万匹。
此外,马还被用于运动。在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内蒙古狼山地区岩画中,已有马术表演的形象。在中原,马术始见于汉代宫廷娱乐,至唐代空前发达,出现了马背演技、舞马、赛马等项目。打马球起源于西藏,在唐代宫中盛行,迄明代发展成为一种军事体育运动。至于马乳饮用,则自古通行于草原民族,秦汉时传入中原。汉宫中设专官和匠工制成马乳酒,供皇室饮用,后传至民间。因其味甘,为古代医学家所推崇。
养马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养马技术内容丰富,远在西方养马技术传入前已长期应用于民间,成效卓著。
相马术:春秋时伯乐、九方皋等相马名家辈出,并著有。汉武帝时依大宛马铸“金马”为良马式立于长安。东汉马援著,并铸立铜马模式于洛阳宫前。此后千年续有相马著作问世,如唐人撰写、明代改编的等。
饲养、繁殖与调教法:战**事家吴起对先秦养马曾有总结性的阐述。北魏指出养马要“食有三刍,饮有三时”,也为后世所师法。在马的繁殖方面,唐、宋时已采取直肠妊娠检查法,并有登记申报制度;明代又有发展。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对良马的控肥法和调教法很有特色。蒙族发明的套马杆以及西北地区的绳圈捕马法等,迄今仍在应用。
马种改良:汉武帝时从西域引入大宛马、乌孙马等,除供御用外,主要作种马,可视为中国马种改良的嚆矢。从汉末到隋、唐,续有西域良马输入,包括大宛马和波斯马,又有塞北草原部族的各色贡马,经过杂交,使唐马益壮。现在的河曲马和祁连山南北的地方品种就是唐马遗种。
养马在商朝已经有了一个比较严整的体系,而在后来更加是成为古代的国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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