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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寻找家园》对“右派”生活有着惊心动魄的描述，而且文字老练，自成风格。书稿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徐晓从美国拿回来的。她在北京有很多出版资源，但书稿很长时间还出版不了，于是林贤治跟徐晓要了过来。这份书稿林贤治只删除了极少的“敏感”的文字，基本上是按原样出版。林贤治看过《读书》杂志发表过高尔泰的一两篇文章，认为他的身份已经得到官方的认同。即便如此，看本书对作家的介绍可以知道，林贤治对出版的每个细节仍然是非常讲究的。

    这样的成书的例子不胜枚举。林贤治说：“做编辑，需要发现的眼光，要知道书稿的价值所在，同时也要了解我们的人文环境。要明确、坚定、胆大心细；有战略性，也有战术性、策略性，要有技巧。”　由一个意念、一篇文章、一部稿子到做成一本书，这之间需要的就是“编辑思想”。

    2008年，林贤治出版了《定西孤儿院纪事》，从而开启了杨显惠“命运三部曲”的出版，另两部是《夹边沟记事》和《甘南纪事》。叙述反“右”运动的《夹边沟记事》最早曾由《北京文学》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过，当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定西孤儿院纪事》在出版社报选题时，部分在《上海文学》发表过。当时，在选题会议上，出版社社长说在《文学中国》中看过这书的内容，令人毛骨悚然，怎么出呢？于是林贤治立下军令状：如果书出问题，宁愿接受处分。林贤治说，为什么我要做这本书？那三年发生了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3000万以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历史作品没有反映这个事实，连我们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定西孤儿院纪事》是第一部。杨显惠的这三本书，每年在花城出版社重版1—2次。为此，作者杨显惠后来还被《南方周末》评为年度人物。当然，对于林贤治个人来说，他认为前两部是好书，写出了历史的真实，有正视的勇气，有人道主义的情怀。至于《甘南纪事》，他认为有两篇非常优秀，但总体历史感较薄弱，分量不够，阅稿期间，他曾建议作者去掉几篇，更补写几篇。杨显惠很尊重他的意见，一周后致电说：“我的身体不行，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先出版再说吧，将来再做一个修订版。”大概因为前两部的影响比较大，后来《甘南纪事》还在南都得奖。在得奖采访时，林贤治拒绝了陪同采访，理由仅仅是，他认为杨先生的第三部书《甘南纪事》不够好，达不到他要求的水平。这就是他的“编辑原则”。

    他认为，历史常常会遭到遮蔽，所以做“去蔽”的工作很重要。要“去蔽”，首先要尊重事实，抢救史料，恢复社会记忆。他说，鲁迅多次批评中国人健忘。文化工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防止一个民族对历史的遗忘。

    到“地底下”挖掘

    （5）编辑方法：发现与培养写作人才

    作为一名编辑，林贤治认为，其中有一种责任就是对人才的发现。他引鲁迅的话说，“要做培养天才的泥土”，又说要看“地底下”，意思就是要重视小人物，“无名氏”，要注重新人的培养。

    《散文与人》是邵燕祥与林贤治一起主编的丛刊。邵燕祥在思想界编辑界很有影响力，有很多名人来稿。但是，在林贤治这里，如果不符合丛刊标准的稿件，他一律退稿。“我退了很多稿，冯亦代、董乐山等名家我都退过稿子。”他说，“不过，退稿时我会敬重地给他们写信，坦率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名家也是这样。”他这种敬业的态度，同样能赢得老作家的理解，继续把稿子寄给他。他引杜甫《论诗六绝句》：“不薄今人爱古人”，说是“不薄无名爱有名”。他说：“不管有名无名，关键是内容，是好东西。名气是虚的。一切都需要看文本，要有编辑的判断。”也因此，邵燕祥曾经笑说他编杂志就像编一个选本一样，意思是说他太严格。说到这里，林贤治说他们的合作非常愉快，对邵燕祥兄长般的宽容，表示特别欣赏的态度。

    读过林贤治为王业霖著的《中国文字狱》的序文会非常感动。这样的大题目，他敢于约请一个从来没有出过书的县文化馆馆员来写，可以看出他对“小人物”的信任。

    林贤治在报刊只看了夏榆几篇散文，就非常看重对方。在自己主编的《文学中国》中，头一部开篇就是夏榆的作品，并在序文中做了重点介绍。随后，他还出版了夏榆的第一部随笔集。他编辑的“忍冬花诗丛”对入选诗人要求极高，有多少名家投稿他都废弃不用；但是，他欣赏杜涯，看到郑小琼的潜质，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也要把她们的文字纳入丛书之中。

    “曼陀罗文丛”中的一平，“紫地丁文丛”里的苍耳，也都是在林贤治看过他们的几篇文章之后，主动邀约他们出版第一本书的。他在专著《中国散文五十年》中，还特别给一平留出很大的篇幅，分析其艺术特色，给予很高的评价。其实，在林贤治那里，这样的作者很不少。

    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在林贤治看来，纯然是编辑与文本的关系，身份和资格完全不起作用。他说，编辑要爱惜作者的才华，发现他们的价值，有责任发掘它，彰显它，突出它。他认为，小人物出土不容易，只要帮助他出了第一本，此后他们出版第二本书就容易多了。

    拥有发现的眼光，具有开拓的魄力，敢于“吃螃蟹”，敢于放“第一枪”。在林贤治早年策划编辑的“八方丛书”里，张爱玲的散文《私语》、龙应台的《美丽的权利》，还有余光中《鬼雨》、董桥的《跟中国的梦赛跑》，都是这些作家在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的散文作品。然而这些，今天对林贤治来说似乎已不值一提。

    2014年的林贤治一如从前忙碌，甚至更忙。我了解到，要出版的，除了“文学馆”丛书，还有《现代史寻踪》系列（10种）,以及他主编的《中国百年新文学经典》（16卷），都是大工程。

    而二三十年后往回看，林贤治主编的图书脉络十分清晰，编辑思想明确。他在利用一己之力努力做启蒙工作，传播现代价值，这就是他的理想与方向。他说，一个好的编辑不是市场需要什么做什么，好的编辑目的性很明确，要想到为什么而编，要开拓市场，引导市场，改变市场。总的目标是改变人的观念，提高人的素质，致力于社会改革和进步。作为编辑家的林贤治和作为作家学者的林贤治，说到底是两重身份，一种工作，其基本立场、思想意向、批判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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