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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世民准备出的时候，李建成和李元吉一起商议说：“如果秦王到了洛阳，拥有了土地与军队，我们便再也不能控制他了。不如将他留在长安，这样他就只是一个匹夫而已，捉住他也就容易了。”

    于是，他们暗中让好几个人以密封的奏章上奏高祖，声称：“秦王身边的人们得知秦王要前往洛阳，无不欢欣雀跃。看秦王的意向，恐怕他不会再回长安了。”他们还指使高祖宠信的官员以秦王去留的得失利弊来劝说高祖，高祖便改变了主意，秦王前往洛阳的事情又半途搁置了。

    李建成、李元吉与后宫的嫔妃日夜不停地向高祖诬陷世民，高祖信以为真，便准备惩治李世民。陈叔达进谏说：“秦王为天下立下了巨大的功劳，是不能够废黜的。况且，他性情刚烈，倘若加以折辱贬斥，恐怕经受不住内心的忧伤愤怒，一旦染上难以预料的疾病，陛下后悔还来得及吗！”

    于是，高祖才没有处罚李世民。元吉暗中请求杀掉秦王李世民，高祖说：“他立下了平定天下的功劳，而他犯罪的事实并不显著，用什么作为借口呢？”

    李元吉道：“秦王刚刚平定东都洛阳的时候，观望形势，不肯返回，散钱财丝帛，以便树立个人的恩德，又违背陛下的敕命，不是谋反又是什么！只应该赶紧将他杀掉，何必担心找不到借口！”高祖不答应。

    从玄武门之变的最直接诱因来看，李世民算是“正当防卫”般动玄武门之变。

    然而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李建成邀请李世民饮酒，会蠢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下毒而落人口实？

    很明显，就算是李建成本身有这么一个能耐，能够让人在李世民时候无法处置他，但是在很多方面而言，这样的一种做法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若是以李建成能够与后宫嫔妃打好关系的手段而言，他不可能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而也许正如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的时候描述的那样，在历史上同样遗留下擅自改动起居注的李世民，自然而然的修改史书记载，也不算是什么不可能的怪事。

    在古代，皇帝是无权干涉“起居注”的。这属于当时历史的重要资料，记载着君主每天的起居言行，其名称叫做“起居注”。这项工作由吏官来负责，他们神圣原则就是秉公执笔，不虚美，不隐恶，吏官的这一特殊权利决定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历来帝王都不过目起居注，以保证吏官无所顾忌地执行自己的职责。那么，唐太宗为何想起来要看看起居注，是不是自己做事心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突然想起要看看起居注，遭到了大臣们的劝阻，因为从未听闻帝王关注起居注的。可是太宗心存疑虑，当吏官说到善恶皆记时，更是激起了他看看起居注的**。可又碍于面子，实在想不出特别好的办法来，于是将这件事搁浅，没有看成。

    时隔一年后，李世民坚持以看看起居注，可知前日之恶，可以律己为借口，依然遭到了诸贤良之臣的劝阻。但太宗这次态度非常强硬，非要看起居注不可，房玄龄不得不将“起居注”删为“实录”给他看。唐太宗就是这样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破坏了长期形成的良好制度。吏官的“载笔天下，不敢不记”的神圣职责训言，顺其自然的转为“笔下有情”了，见祸不避能有几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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