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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这之后，到蔡锷在1913年再次前往北京，是《曾胡练兵语录》前期编纂的主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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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胡治兵语录》的两个主角。分别是清朝后期对抗太平天国的两大名将：曾国藩以及胡林翼。

    而在《曾胡治兵语录》的蔡锷题序内容当中，说出了他为何要写这一本书：

    辛亥之春，余应合肥李公之召，谬参戎职。时片马问题纠葛方殷，瓜分之谣诼忽起，风鹤频惊，海内骚然。吾侪武夫。惟厉兵秣马，赴机待死耳。复何暇从事文墨，以自溺丧?乃者统制钟公有嘱编精神讲话之命，余不得不有以应。窃意论今不如述古；然古代渺矣，述之或不适于今。曾、胡两公，中兴名臣中锋佼者也。其人其事，距今仅半世纪，遗型不远，口碑犹存。景仰想象，尚属匪难。其所论列。多洞中窍要，深切时弊。爰就其治兵言论，分类凑辑，附以按语，以代精神讲话。我同袍列校，果能细加演绎，身体力行。则懿行嘉言，皆足为我师资，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

    宣统三年季夏，邵阳蔡锷识于昆明。

    “合肥李公”一般是指李鸿章或是其曾经作为地方督抚的兄弟，而这个时候的“合肥李公”则是指李经羲。这一点从蔡锷前往云南的前因有所说明。

    而从这一点来看，当其时的清朝不少地方新军部队，很有可能已经步入清朝八旗兵的后尘，而云南的新军部队则是蔡锷认为需要改变的情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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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胡治兵语录》严格来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兵书，但是对于民国乱世而言，这一本书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更加是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之一。<>

    当然。作为黄埔军校教材的《曾胡治兵语录》，多了一卷由******编纂的内容，其名字为《治心》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有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昧，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外境之迕，未可滞滤，置而遣之，终履夷涂。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

    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令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

    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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