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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张嘉师知道了这一个情况，就会认为王莽这样死撑下去，明显是做错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宝货的混乱程度，是宝货发行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个事情，则是王莽高估了王氏家族的相应实力。毕竟王莽的这种做法，在北宋时期的历史上，也有相应的对比。

    北宋时期有一种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叫做“交子”。

    在一开始的时候，交子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约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reads;。

    这种“交子”，又名“楮币”。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后因发现发行商拮据或破产不能兑现被禁止发行。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1039年起），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1068年起），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1105年遂停止发行，改用“钱引”。

    “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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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师虽然对经济学什么的两眼一抹黑，但是他同样很清楚交子的失败经历，更多的就是一种钱币发行的恶性循环。

    因为北宋以及南宋在这一方面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币储备，大量发行超过储备价值的交子，必然会导致交子的迅速以及大幅度的贬值。

    这种贬值是对一个国家的很严重的危害，尤其是对于普通人而言，他们所持有的交子一旦大幅度贬值，对于他们的资产而言，就是一种严重的亏空。

    可以说，这也是交子以及后来的钱引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甚至是带来一个恶性循环的最根本原因。

    而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眼下所经历的情况也就是如同交子的失败那样，完全是由于发行各种宝货的王氏家族根本没有足够的相应价值财产作为后盾，最后导致了宝货的价值大幅度贬低。

    这样的情况一旦是有了一个开端，那么就很有可能会因为一连串的恶性循环reads;。

    王莽以及王氏家族寄予厚望的宝货，其成色以及价值确实是相对较高。但是同样也是因为王氏家族以及王莽自己的问题，导致了“宝货维持良币地位”的解决办法，最终成为了美好的镜花水月。

    不仅仅是如此，王氏家族在这一次的展现当中，可以说让其家族多年以来的积累几乎是挥霍干净，而其相当一部分的党羽，也是越发不满王氏家族的强硬以及王氏家族越发虚弱的现实，最终脱离了王氏家族这一艘越发残旧的船只。

    但是对于王氏家族而言，最要命的地方还不是这些实力的损失，而是王莽以及王氏家族的强硬推行宝货，居然导致了赵郡以及齐郡的农民，不堪自己越发穷困，最终爆发了起义。

    而历史车轮的惯性，却在这一次再次展现出相应的威力。

    因为这一次起义，很快就愈演愈烈，而且有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则是历史上同时期相当有名的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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