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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师固然是不希望看到自己麾下文武在一些重大意见上一言不发，但是事有轻重缓急，在一些关乎于国家存亡的事情上，张嘉师还是希望自己麾下文武能够齐心协力一些。

    张嘉师可不希望看到党争这种事情会发展到能够影响国家和平的程度。毕竟历史的教训可以说非常深刻。

    ……

    党争这种事情，既然是无法避免，也算是很多君王为了权衡朝政大臣的实力而采取的一种放任手段。

    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党争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在唐朝中后期形成的“朋党之争“，也称之为“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不同派别的争权斗争，史称“朋党之争”。宪宗元和三年(808)，制科考试时，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抨击宰相李吉甫，遭李吉甫排斥，久不叙用。到唐穆宗时，牛僧孺曾一度为相，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等，指斥李宗闵主持科考舞弊，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更趋复杂。朝廷大臣分化组合，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四十余年。李党领袖李德裕和郑覃皆出身士族高第、宰相之子，皆以门荫人仕，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其理由是自幼漂染，“不教而自成”。而牛党领袖牛僧孺、李宗闵等，多由进士登第，反对公卿子弟垄断仕途；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派各执一词。李党世代公卿，支持唐廷抑制强藩，因为节度使强大，影响他们的利益；牛党大多来自地方州郡，与藩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利害相关，主张姑息处之，希望朝廷承认割据事实。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问题上，双方态度也相去甚远……两党争持日久，最后变为意气相攻。

    除去不同利害，已无明显的政见不同。如当时朝堂宦官擅权，两党争相攀附权阉，以为援助。两党交替执政，相互攻伐，使**的朝廷更加混乱。唐武宗时，李德裕高居相位，将李宗闵贬斥流放封州；宣宗时，牛党得势，李党皆被罢斥，李德裕被贬死崖州。宣宗时牛僧孺病死，牛李党争才告结束。唐文宗为此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安史之乱”、“牛李党争”与藩镇割据以及中官干政使强大的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

    “牛李党争”可以说是开创了大规模党争的先河。

    第二个大规模党争，则是以北宋时期王安石为首的变革派系与司马光，苏轼为首的“守旧派系”的党争。这一次党争被后世称之为新旧党争：

    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病逝，哲宗即位，司马光执政，几尽罢新法，史称元祐更化，在宣仁太后主导下，致力于恢复祖宗旧制，前后历时九年，此一时期改革派人士几乎全招贬职。蔡确、章惇等被贬至岭南（广东一带），开启北宋贬官至岭南的先例。

    元祐元年（1086年）王安石与司马光相继病逝，守旧派继续掌握大权，党争仍无止息，朝廷分裂成正反两党。

    洛党朱光庭、贾易等攻击苏轼诬蔑宋仁宗不如汉文帝，宋神宗不如汉宣帝，以为是对先王不敬。这时吕陶、上官均挺身而出为苏轼辩护，史称蜀洛党争（蜀洛朔党争）。至此党争仅沦为意气之争，终使朝纲不振，政风日坏。元祐九年（1094年），宣仁太后病逝，宋哲宗亲政，章惇进京出任尚书左仆打门下侍郎，恢复宋神宗的新法，史称“绍述”，意为继承，曾布用为翰林学士，张商英进用为右正言。

    章惇当政期间，对元祐诸臣大肆报复，以“抵毁先帝、变易法度”的罪名，剥夺了司马光、吕公著的赠谥，绝大部分的旧党党人都被放逐，贬到岭南等蛮荒地区，又企图追废宣仁太后，为哲宗所止。

    由此可见，北宋的新旧党争，明显有着很大的斗争因素。

    而有点意思的是，无论是司马光亦或者是苏轼，一开始虽然不是完全支持变法，但是也绝非坚定的反对派。然而王安石的变法，一来操之过急，不切实际，二来则是因为用人不明等两大主要因素导致了变法的初衷发生重大质变，两人才成为坚定地反对派人员。

    最后一次大规模党争，则是明朝中后期逐渐演变，然后发生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明史》卷231《顾宪成传》）。一部分在职官吏如**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以此得名。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与大地主集团相互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史》卷236《夏嘉遇传》）。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以乡里命名。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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