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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大宋退一尺，大同便进十寸，绝不会让一块良田撂荒。

    吃了哑巴亏的宋臣还不敢打回去，因为根本打不赢，更因为擅自抗击同军而被愤怒的教主道君皇帝下诏灭门的秦桧和郭仲荀的前车之鉴。

    这事还不能报给朝廷，报了也没用。

    朝廷不仅不敢处理，搞不好还扣个擅起边衅的帽子扣下来，不死也得脱层皮。

    半年时间不到，大宋河东南路边境地区便被大同渗透得如筛子一般，以至于正常的行政都无法运转。

    最终，还是有聪明人找到了解决办法——派人联系北面的邻居，请求大同的共建会基层组织向自己治下发展，然后逐步展开社会改革。

    更有手眼通天者，居然请动了同军第三军演出队南下演出。

    如此一来，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步步蚕食，大宋河东南路则逐渐变色，外宋内同，南北一家，完美复制当初同舟社在京东东路登、莱等州的故事。

    一线官员政绩有保障，军民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又是皆大欢喜的局面。

    至于朝廷和赵官家？

    河东南路搞成现在这副鬼样子，难道不是教主道君皇帝和朝廷一手造成的么？

    当大同以民生建设的窗口效应收揽仍在大宋控制下的河东南路人心时，金辽两国以战争为手段争夺国土的行动也即将展开。

    但金国对辽国发起攻击的时间比很多人预料的要晚得多，一直到了二月份，早已完成集结的金军仍窝在上京道尚未开拔。

    不是完颜阿骨打不想早点出兵，而是金国的后方又出了不少问题，让金国皇帝焦头烂额，不得不推迟出兵计划。

    首先，是去年底才拿下的中京道兴中府和宜州两地叛乱了。

    叛乱的诱因，和已经去了西京道的耶律大石没有半点关系。

    辽国末年，政治腐败加连续灾荒，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就已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

    而东京道的女直人完颜阿骨打和渤海人高永昌接连叛乱建国，只是这些社会集中爆发的外显形式，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社会矛盾。

    相对而言，东京道和上京道部分地方经过激烈的战争后相继易主，反而是长痛不如短痛的“好事”。

    尽管这些地方的军民投降金国后，并没有因为由辽人变成了金人，就能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频频出现的灾荒。

    但作为先投降者，至少还能跟着女直人的后面喝汤啃骨头，享受女直人漏下来的一点战争红利，得以转移部分社会矛盾。

    而处于准前线又坚持到最后的兴中府、宜州等地，则长期承担着支撑战争的巨大压力，民力早已透支。

    社会各阶层尽皆厌倦了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都盼望着能够改变现状。

    可金国拿下这些地方后，不仅没有改变其社会结构，解决处于爆发边缘的社会矛盾，还在原本的社会金字塔顶层又增加了一层，使得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为了备战灭辽和削弱各地的反叛潜力，金国对新征服之地的抽丁和征税又极重。

    长期的怨气堆积，终于在金军又一次的抽丁征粮中爆发，暴动的兴中府和宜州百姓杀死了金人派来的官员，赶跑了驻守镇压的军队。

    得益于去年耶律大石和耶律阿息保在金国腹地的搅风搅雨，金国各地驻守维稳的兵力分布更加合理，反应也更快，但这次叛乱却出现了一个棘手的新问题：

    叛乱后的兴中府和宜州官民自知无法对抗即将反扑的金军，为求自保，向南面的锦州派出了使者，请求归附大同。

    驻守锦州的武松早得过徐泽的吩咐，自然不会破坏同金两国之间的盟约而为叛乱的金人做这等冤大头，当即明确拒绝了他们的请求。

    不过，他也没有把事情做绝。

    其人一面派快马返回燕京汇报此事，一面又派使者前往建州，向前来平乱的金军统帅完颜昌（本名挞懒）表达大同方面对兴中府和宜州百姓遭迫害一事的严重关切。

    完颜昌害怕引发两军大战，只能逗留建州，派信使请大圣皇帝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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